路德維希·范·貝多芬（德語：Ludwig van Beethoven，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是集古典主義大成的德國作曲家，也是鋼琴演奏家，一生共創作了9首編號交響曲、35首鋼琴奏鳴曲（其中後32首帶有編號）、10部小提琴奏鳴曲、16首弦樂四重奏、1部歌劇及2部彌撒等等。這些作品對音樂發展有著深遠影響，貝多芬因此獲尊稱為樂聖。
貝多芬一家原籍佛蘭德梅赫倫。他名字中的「范」（van）並非德語中的「von」（馮），不代表任何貴族封號，而是用來顯示其家鄉。貝多芬的祖父，也同名路德維希·范·貝多芬，20歲時遷居波昂，在科隆選帝侯宮廷內當一位樂隊長。父親約翰則是一位唱詩班男高音。母親瑪麗亞·馬達琳娜·凱維利希（Maria Magdalena Keverich）是宮廷御廚的女兒，在嫁給約翰之前曾結過一次婚並有一子，但前夫與兒子皆早逝。她與約翰婚後曾在1769年8月2日產下一子，名路德維希·瑪麗亞·范·貝多芬（Ludwig Maria van Beethoven）。
貝多芬的位於波昂的出生寓所，現在作為貝多芬紀念館使用
1770年12月17日，這段婚姻中的第二個兒子路德維希·范·貝多芬以「Ludovicus van Beethoven」之名受洗。日後人們普遍認為這個孩子是在1770年12月16日在波昂的波昂胡同（Bonngasse）街20號出生的。路德維希的父母還生下了5個子女，但只有第2和第3個活了下來：卡斯帕·安東·卡爾·范·貝多芬（Kaspar Anton Karl van Beethoven）和尼古拉斯·約翰·范·貝多芬（Nikolaus Johann van Beethoven）。不幸夭折的三位則是：在1779年受洗的安娜·馬里亞·弗蘭切斯卡（Anna Maria Franziska，只活了四歲）、1781年出生的弗蘭茲·格奧爾格（Franz Georg，兩歲時離世）、1786年受洗的馬里亞·馬格麗塔（Maria Margaretha，在周歲之年夭折）。
由於約翰的音樂教育缺乏系統性，所以有同行說服了約翰，讓貝多芬另請高明以進一步發掘其潛能。1781年（一說1782年）貝多芬跟隨樂隊指揮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寶·奈弗（Christian Gottlob Neefe）學習鋼琴和作曲，另外還跟法蘭茲·安東·里斯（Franz Anton Ries）學習小提琴，這些新老師的努力使得貝多芬開始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奈弗是一位好老師，他不但看出了貝多芬的優勢所在，也能察覺其弱點：缺乏自制力、修養和紀律。他要求貝多芬研習前輩的作品，如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集》；再來是同時代音樂家的名篇，如莫札特的作品。1782年，奈弗發表了貝多芬的第一部作品《以戴斯勒先生一首進行曲為主題的羽管鍵琴變奏曲》（Variations pour le Clavecin sur une Marche de Mr. Dressler）。貝多芬在1783年（一說1782年）代表奈弗出任宮廷樂隊羽管鍵鋼琴演奏家。1783年，奈弗在一音樂雜誌撰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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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年輕的天才應該在其藝術修養方面得到更多的幫助，只要他能堅持不懈，一定會成為莫扎特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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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貝多芬的事業起升，他先後在布拉格和布達佩斯演出，途經紐倫堡、萊比錫和柏林等地，並創作了《大提琴奏鳴曲》Op.5和《鋼琴奏鳴曲》Op.2。但正是此時貝多芬出現了耳疾的先兆，他描述道：「耳朵里常聞低鳴和呼嘯」，後人還懷疑在1797年貝多芬曾得病，非常有可能成為其日後全聾的先兆。但是，這並沒有讓貝多芬停下，他為其巡迴演出寫出了《C大調第一號鋼琴協奏曲》。而在1799年，貝多芬發表了可能是他最早的最受歡迎作品之一：c小調《悲愴奏鳴曲》（Pathétique，即第8號鋼琴奏鳴曲）。作品是獻給貝多芬的朋友卡爾·馮·里希諾夫斯基親王（Carl von Lichnowsky）的。與後來的「熱情」和「月光」不同，這個「悲愴大奏鳴曲」（Grande Sonate Pathétique）名字是貝多芬自己命名的。奏鳴曲被認為是表現了貝多芬面臨耳疾的痛苦，準備承受命運所帶來的煎熬。與一般的奏鳴曲開章就是快板不同，「悲愴」先是有一段莊嚴緩慢的樂段，再進入快板。第二樂章徐緩甘美。而一年之後，他的第三鋼琴協奏曲，被認為是貝多芬對現代協奏曲有重要影響的四部協奏曲第一部（3、4、5鋼琴協奏曲和小提琴協奏曲）完成。鋼琴的比重增加，整部作品非常恢宏，同樣，作品仍是貝多芬非常擅長的c小調。但1800年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卻是《第5號小提琴奏鳴曲》「春天」。單從名字人們就可對音樂略感一二，但是這個春之名卻不是貝多芬的手筆，是後人因其幸福暖意洋溢，而加上去的。這種現象，日後還會在貝多芬的作品中出現。同年，他在1799年下筆的第一交響曲完成。這些早期的作品，都有著海頓莫扎特等人的古典主義風格：樂章內旋律的發展、樂章之間的鬆散關係、個人情感的隱藏等。但是在這之後的不久，貝多芬就邁出了自己的步伐。
而比《悲愴》高出半個音的《月光奏鳴曲》則出自1801年。這首以升C小調作為基調的作品，比起《悲愴》更顯示出了一種新的風格。它還有一降E大調的姐妹篇，貝多芬將這種奏鳴曲新類型命名為「幻想般的奏鳴曲」（「Sonata quasi una fantasia」）。作品是獻給貝多芬的鋼琴學生康泰斯·朱利葉塔·貴契阿迪（Comtesse Giulietta Guicciardi）的，但兩人之間可能不只是單純師生關係。甚至有人認為，她就是貝多芬那位「永恆的愛人」。而奏鳴曲的「月光」之名則是要等到貝多芬死後才有，這是因為德國詩人路德維希·萊爾斯塔勃對它第一樂章做出了如此描述：「猶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閃爍的湖面上搖盪的小舟一般。」這是來自詩人自己泛舟琉森湖之往事。那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即貝多芬為一盲女孩即興演奏，靈感忽至而成就了這首奏鳴曲，則為這首作品增添了幾分童話色彩。
1801年貝多芬著手創作清唱劇《基督在橄欖山上》（Christus am Ölberge）。雖然這部作品在1803年就首演了，但是貝多芬堅持對之修改，直到1811年才發表。貝多芬學者邁納德·所羅門斯（Maynard Solomons）認為，這部作品有貝多芬暗示自身生活態度的意味，「對自己的個人、音樂和意識進行深刻思辯」。到了1802年，貝多芬原擬將自己的A大調第九號小提琴奏鳴曲獻給喬治·布里治濤爾（George Bridgetower），但是後者一次酒後狂言，得罪了貝多芬的一位朋友。貝多芬一怒之下，將奏鳴曲獻給了當時非常優秀的小提琴家魯道夫·克羅采（Rudolphe Kreutzer）。於是，這首奏鳴曲便被冠以「克羅采奏鳴曲」之名。而克羅采卻終身未演奏過此曲，還嫌曲子是不可演奏的。也是在這一年，貝多芬到維也納的修養地聖城（Heiligenstadt），意圖靠當地礦泉水浴，以治療自己日益嚴重的耳硬化症。雖然前一年貝多芬還寫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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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心掃除一切障礙，我相信命運不會拋棄我，我恐怕需要充分估量自己的力量，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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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雄交響曲》則餘波未了，貝多芬本來打算以一首c小調交響曲為其續音。但當他完成了第一樂章後，就先停下了。1806年貝多芬做客里希諾夫斯基親王（Prince Lichnowsky）的格拉茲夏宮，認識了奧佩爾斯道夫（Franz von Oppersdorff）伯爵。伯爵要組建一支樂隊，因此委託貝多芬為他寫一首樂曲。貝多芬在當年9、10月間完成了這首陽光明媚的《第四交響曲》。這部夾在兩首莊嚴雄偉詩篇之間的交響曲，被舒曼形容為：「在兩位挪威巨人之間的苗條希臘少女。」在早先的5月，貝多芬和特雷莎·德·勃朗斯維克訂婚。此時安寧和愉快的心境卻在《第四交響曲》中留下了蹤影。可惜在1810年5月，貝多芬放棄了與特雷莎結合的一切希望。
他的這些話都印證在《第六交響曲》的第二樂章「溪畔」中，那是音樂史里一個牧歌般的詩情畫意篇章。貝多芬可能在創作《第六交響曲》時借鑑了前人加斯丁·海恩里希·奈西特（Justin Heinrich Knecht）的標題交響曲《自然的一音樂肖像》。和前者一樣，貝多芬不但親自將交響曲題為《田園》，而且還為每個樂章加上標題。但他對標題做了如下評論：「所有知道鄉間生活的人都不必藉助標題，就能明白曲中意思。」而且他說，交響曲「繪情多於繪景」。不錯，第五樂章那種感恩聖潔的情感流露往往使人感動不已，而其中的博大胸懷也只有細細聆聽方能至真感悟。
貝多芬在1827年1月3日立下遺囑，3月份健康明顯惡化。這一年他為肝硬化動了4次手術。在他臥床之時，醫生安德雷阿斯·瓦烏希（Dr. Andreas Wawruch）給了他75瓶藥。雖然後世並不知道藥方是什麼，但辛德勒說到，正是瓦烏希「用藥物摧殘貝多芬」，而貝多芬也對醫生失去信心。當時一位德國指揮家費迪南·希勒，年方15歲，去看訪彌留之際的貝多芬。他說道，3月20日時貝多芬曾說：「我想我得準備上去了。」
對貝多芬早逝的原因，眾說紛紜。當時的醫生下結論，死因是肝硬化。有人認為他是死於梅毒。而貝多芬的頭髮則成了了解其死因的重要線索。這縷頭髮一直由希勒家族保存到20世紀。到了1943年，丹麥醫生凱·亞歷山大·弗萊明（Kay Alexander Fremming）醫治躲避納粹的猶太人，他的病人以頭髮為診金，因而頭髮易手。1994年12月頭髮被拍賣。目前頭髮保存在多個地方，包括聖荷西州立大學的貝多芬研究中心（The Ira F. Brilliant Center for Beethoven Studies）、華盛頓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德大學(the University of Hartford, Connecticut)、倫敦不列顛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the Gesellschaft der Musikfreunde)，還有波昂貝多芬博物館(the Beethoven-Haus)。
貝多芬的作品包括32首鋼琴奏鳴曲、9部交響曲、5部鋼琴協奏曲、小提琴協奏曲、三重協奏曲和弦樂四重奏。帶Op編號的作品有138部。至於帶有WoO.標籤的作品則有205部，表示該作品是「Werke ohne Opus-Nummer」（不帶Op編號的作品），這些作品雖然有很多在他生前都被發表了，但是他並不認為這些作品值得配上一個Op號。而比較少見的是帶「Hess」編號的作品，共14卷，這些作品是由瑞士作曲家威利·黑斯（Willy Hess）為貝多芬作品全集作出的補充。
貝多芬的32首鋼琴奏鳴曲印證著貝多芬自身的發展歷程。它們體現了他一生所經歷的漫長的音樂和精神之旅，也是鋼琴作為一種獨奏樂器擁有日趨增強的力量的佐證。他一方面遵循奏鳴曲的基本結構，另一方面將這種體裁擴展到近交響曲的規模和內涵。其中的三首沒有Op號，只有WoO號，傳統上與其它32首分開。而對32首鋼琴奏鳴曲的分期沒有絕對的界線。按照D.Matthews所著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一書，它們被分為四期：早期的作品以Op.22為止，概括了1800年之前的作品，中期自Op.26到Op.57「熱情」。然後是Op.78、79和81「告別」組成的插曲。之後是包括Op.90的晚期六首奏鳴曲。第一首發表於1783年，WoO號47，由三首奏鳴曲共同組成，每首都由「快慢快」三樂章組成，一起被命名為「選帝侯奏鳴曲」，是獻給科隆選帝侯馬克西米利安·腓特烈（Maximilian Friedrich von Königsegg-Rothenfels）的。在題獻序文上貝多芬寫出了自己的創作動機：繆斯不管他當時是何等年幼，「堅持」要他寫下自己的樂思。其中第二號f小調情感激烈，可隱約窺見日後貝多芬小調作品，如「悲愴」和「月光」的表現手法。
到了維也納後，貝多芬又寫了幾部變奏曲，大都是以當時流行的歌劇和歌唱劇裡面的曲調為主題，例如格雷蒂的獅心王理查和薩列里的法斯塔夫裡面的曲調都被貝多芬拓展過。它們可能是貝多芬受人委託而創作的。其中的WoO.70顯示了貝多芬的創作速度可以有多快：一位非常受貝多芬崇拜的女士對貝多芬說，自己曾有過一套以「Nel cor più non mi sento」為主題的變奏曲，可惜遺失了。貝多芬立刻為她創作了自己的變奏曲並趕在第二天早上給她送了過去。
而到了18世紀末，貝多芬開始使用原創主題寫變奏曲。第一個作品是以他自己為布倫絲維克姊妹所寫的歌曲「我想你」（Ich denke dein WoO.74）為主題的變奏曲。而到了1802年，他寫出了兩部很重要的變奏曲：F大調六首變奏曲Op.34和降E大調15首變奏曲和賦格 Op.35（即《英雄主題變奏曲》）。貝多芬自己也認為它們很重要，所以給了它們兩個Op號，這也是他的大變奏曲中第一次。兩部作品使用到新的手法，而且兩者本身就已存在很大的差別。在Op.34中他為每首變奏用上一個調，情緒隨之而改變，一時田園牧歌，一時則是葬禮哀歌。這種手法後來在李斯特處得到很大發展。但人們不得不感嘆，貝多芬早在1802年就已經非常系統地使用該手法了。Op.35比Op.34在一些方面顯得更新穎。主題是《普羅米修斯的生民》中的曲調。
安東·迪亞貝利，他先是一位鋼琴教師，後投身出版業。
接著貝多芬再寫了兩首以英國曲調「God save the king」和「Rule Britannia」為主題的變奏曲。接著他的創作重點便轉入大型作品（如交響曲）中。他自1803年打後只創作了3部變奏曲，分別是1806年的WoO.80，D大調6首變奏曲Op.76和貝多芬一生的鋼琴總結—《迪亞貝利變奏曲》。而在完成Op.76後貝多芬有超過10年沒再寫變奏曲。這時，一位出版商安東·迪亞貝利（Anton Diabelli）突發奇想，要為當時雲集維也納的眾多音樂家來一張精神快照。於是他先給維也納不下50位作曲家送去一首自己寫下的圓舞曲，請他們為之寫出大變奏曲集。而貝多芬就是其中一位。他為這圓舞曲主題創作了33首變奏曲集。雖然當時的維也納不乏名家高手，但是貝多芬無疑在這一次勝出，他寫出的版本無疑是最出眾的。除了倒數第二首降E大調變奏外，其餘變奏皆是c小調或C大調。每首變奏速度不一，而且前後色彩也不一樣。這些變奏遠超其從中衍生的單調主題，顯得千變萬化。作品由迪亞貝利1824年在《祖國藝術家聯合會》標題下出版，作為其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則是其他作曲家的變奏曲，其中有舒伯特和當時年僅11歲的弗蘭茲·李斯特的作品。
鋼琴小品
羅曼·羅蘭無疑是屬於這裡提到的音樂愛好者。他為貝多芬的作品作評論，1903年又投入到《貝多芬的一生》（《La vie de Beethoven》）的寫作中。貝多芬身受耳聾和各種病痛困擾，卻依舊堅持寫作的人格無疑也吸引著羅蘭。在後者19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就閃爍著貝多芬的影子。他的《貝多芬的一生》不但被視為一部音樂歷史書，還是一部文學性極好的著作，被譯成多國文字。
杜塞爾多夫[編輯]
在萊茵蘭進行完演出之後，勃拉姆斯坐火車到了杜塞爾多夫，拿著約阿希姆的引介信會見了舒曼。舒曼為當時僅二十歲的勃拉姆斯的才華傾倒，並在當時的《新音樂雜誌》（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上寫了一篇名為《一條新路》的文章，向公眾介紹這位年輕人，並說他“必然會最完美地表達出這個時代”[7]。在舒曼的朋友圈之外，這篇文章遭到了冷遇和懷疑；這加劇了勃拉姆斯對自己演奏和作曲的嚴格要求。在杜塞爾多夫期間，勃拉姆斯完成了一首寫給約阿希姆的小提琴奏鳴曲，即《F-A-E奏鳴曲》。標題的意思是“自由但孤獨”（Frei aber ein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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