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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職場的黑色隧道 ...《轉貼
作者: 娃娃妹妹~~	日期: 2011.01.09　　天氣: 　心情:

我想跟讀者做一項交易：如果我拿七千萬給你，而只要求你從此以後不再換工作，也就是說放棄轉職的權利，你願意跟我做這項交易嗎？」

各位稍加計算一下會發現這是一筆非常划算的交易，因為我們從25歲進入職場到60歲退休，總共工作35年，七千萬等於給你35年年薪200萬，這樣的待遇對受薪階級而言是非常高的價碼！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不可能在職場上賺到這麼多錢，因此不換是很可惜的。

聽眾的回應中出現一幅很有趣的常態畫面，30歲以下的年輕朋友會悍拒此項交易，40歲以上的上班族則會很欣然交易，30-40歲的青壯年則會猶疑不決。

這三種截然不同的反應我將它解讀為『黑色隧道』效應。

所謂黑色隧道指的是，你在職場上所有可能碰到的讓您厭惡的現象。

由於你不可能在一天之內經驗完畢所有這些職場現象，因為它們是陸續出現在你的職涯中來折磨你，因此我把它稱做『黑色隧道』，因為裡面潮濕陰暗讓人很不舒服。這個隧道的長度大概有十年之長，它的計算方式是從踏入完全陌生的職場的第一天起，我們大概要花十年的時間才可幾乎經歷過這些職場百態，十年後這些職場現象祇不過是不斷再重複而已。

30歲以下的朋友會拒決交易的原因是，他們對自己的格局、命運與能力懷有意識型態上的高估，因此才開始碰觸到一些初階版的職場挫折時，譬如說自己的主管是豬頭，他們就會直覺地將豬頭事件放射成工作的全部，忘了其他值得歷練的價值，譬如說把在豬頭下完成任務視為更具挑戰性的歷練，就匆忙從黑色隧道撤退，改走最率性的一條路：離職，認為總該找得到沒有豬頭主管的公司吧！

因此轉職這個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工具是他們尋找更好出路的寄託所在，他們當然不願意與我交換7000萬。

40歲以上的朋友會願意交易的原因是，由於悟不出『三噸礦石才能煉就一克拉鑽石』的原理，捨棄了藏在黑色隧道中最有價值的歷練壓力，在過度使用離職權利後，最後卻發現自己的年紀與能力已經形成反比，終於比較務實，他們當然願意放棄這項無法讓他們培養深度內涵的轉職權利，來與我交換7000萬。

而30-40歲的人之所以拿不定主意的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還有一些想像空間，還可以拗，所以不大願意交易。

我舉個例子來說明：「一個26歲的年輕朋友，本來做內勤員工，做得非常出色，而因為外務失職，公司就調他去做外務，結果這個朋友決定離職，因為他不喜歡做外務。」

如果這個朋友不承認有黑色隧道，他就會怪公司為什麼要讓他去做他不喜歡的事情，而如果他相信有黑色隧道，就會認為公司因相信你而派你去做別人做不到的事情，一是對你過去的肯定，二是對你未來的信任。

同一件事情，一旦你承認有黑色隧道，態度就豁然開朗，因為你很清楚這是成長的唯一路徑，假設你沒有這樣的態度，你就立刻啟用離職的權利了。

一個上班族一輩子如果只做自己習慣勝任的事情，不去改寫自己的地平線，一輩子同樣一件事情做35年，不如早跟我換七千萬算了！

在我們進入職場的前十年主要任務是去創造下半輩子永不為職場困擾的實力與成熟度。

所以35歲以前是賣方身份，你沒有自主權，由別人來決定你的價值，凡事最好從學習的角度來看事情，以便讓自己在36歲時能成為買方身分，因為買方才有資格挑公司，挑老闆，挑主管，挑薪水，挑窗戶有多大。這個十年就是讓自己從價值低的礦石萃煉成一克拉鑽石的黑色隧道。

一旦那些從歷練的角度看事情而從黑色隧道順利走出來的人，最後也會發現不值得跟我換7000萬，因為他會找到自己的真正價值，他會是愛因斯坦所說的那個人：不要試尋找成功，試著尋找自己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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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考零分...《轉貼

有這樣一對父子，父親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著名作家、畫家；兒子是哈佛大學碩士、波士頓CitSep音樂指導及劍橋WllRBD電臺製作主持人、作家。

這是被視為傳奇的一對父子。

然而，兒子在中學時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差生，他的考試卷上永遠是「C」。

作家父親如何讓差生兒子變成優等生？
這個父親叫劉墉。
這個兒子叫劉軒。

2009年9月，劉軒抵達上海為新書《叛逆年代》簽售，接受專訪時，講述了劉墉拜託他考零分的獨特家教故事......我在臺灣還沒讀完小學就跟著父親舉家搬遷到了美國。

進入中學後，我開始叛逆。
然後就變成了一個讓老師頭痛的孩子：「調皮、厭學、愛做白日夢，每天憧憬的就是變成一個像舒馬赫那樣的賽車手。
所以，我的成績很糟糕，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我的成績變成了雷打不動的「C」，這讓教過我的所有老師都無計可施。
劉墉終於忍不住找我談話了，在我12歲之後，他就跟我說，我可以直呼他的名字，當然我想叫他爸爸，他也很歡迎。
鑒於他對我一直比較寬鬆，所以我多半時侯稱呼他為爸爸，偶爾覺得心情不好的時候，才會叫他劉墉。

現在他要就我的學習成績與我展開討論，我的心情就開始不好了。
他先是沖著我意味深長地笑了笑，這個笑容在我看來很陰險。
他對我說：「你的老師告訴我，你現在整天夢想著當舒馬赫那樣的賽車手，變得不愛學習了，對嗎？」
「是的。」

我感覺他的話裏有一些鄙視的成分，這是對一個14歲少年尊嚴的莫大侮辱，我有點挑釁地說：「舒馬赫是我的偶像，他像我這麼大時，成績也很糟糕，他還考過零分，現在不照樣當了世界頂級賽車手？」
劉墉突然爽朗地笑了起來，那笑聲讓我覺得有點陰鷙的味道：「他考了零分，當了賽車手。可是，你從來就沒有考過零分啊，每次都是‘C‘！」說完，他的手從背後亮出來，沖著我，揚了揚手中那張成績單。

他竟然笑話我沒有考過零分？我真的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我咽了一口唾沫，從喉嚨裏發出低沉的聲音：「那麼，你希望我考個零分給你看看嗎？」
他往椅子背上一靠，擺出一個坐得很舒服的姿勢，笑了：「好啊，你這個主意很不錯！那就讓我們打個賭吧，你要是考了零分，那麼以後你的學業一切自便，我絕不干涉；可是，你一天沒有考到零分，就必須服從我的管理，按照我的規定去好好學習。如何？」

我們很認真地擊掌為盟，我在心裏已經開始竊笑不已了，我覺得自己遇到了一個天底下最可愛、也最愚蠢的父親。
「但是，既然是‘考’，那就得遵守必要的考試規則：「試卷必須答完，不能一字不填交白卷，也不能留著題目不答，更不能離場逃脫，如果那樣的話即視為違約，好不好？」
這還不簡單？我的心裏發出快樂的鳴叫，不假思索地答道：「沒有問題！」

很快便迎來了考試。
發下試卷後，我快速地填好自己的名字，開始答卷。
反正這些該死的試題我平時就有五分之三不會，考個零分不是什麼難題吧？
第一題是這樣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指揮美國人民反擊納粹的時任總統是誰？
下面有三個備選答案：「卡特、羅斯福、艾森豪。

我知道是羅斯福，卻故意在答題卡上塗下了艾森豪的名字。
接下來的幾道題都是如此。
可畢竟試題是按先易後難的原則出的，試題的難度不斷增加，甚至很陌生。
在做後面的題時，我並不知道哪個是正確答案，所以答題時就開始犯難，但按照約定，我又不能空著不答，最後我只能硬著頭皮，像以往那樣亂蒙一通。

走出考場，我忽然發現自己手心裏竟然出了汗。
我第一次感覺到，原來考零分也很難！
我的心情開始沮喪，因為我覺得我極可能在亂蒙的時候蒙到了正確答案，如果那樣的話，我就考不了零分了。
試卷結果出來了，是可惡的「C」，而不是可愛的「O」！

灰頭土臉地帶著試卷回家，劉墉笑眯眯地走過來，提醒我，「咱們可是有約在先哦，如果你沒有考到零分，你必須聽從我的指揮和安排。」

我低下頭，暗罵自己不爭氣，竟然連個零分都考不到。同時也在心裏作好了最壞的準備，他還能怎麼指揮我？無非是讓我好好努力早日考到A而已嘛！　

劉墉煞有其事地清了嗓子，說出了他對我的命令：「現在，我拜託你早一天考到零分，或者說，你近期的學習目標的向零分衝刺！哪一天考到了零分，哪一天你就獲得自由！」　

我差點以為我的耳朵壞掉了，或者差點以為劉墉的腦子壞掉了，這樣的大好機會送到他手上，他竟然將我輕輕放過，並且無限制地給我發補救的機會？

考零分比考A，我覺得還是前者更容易一些。
於是，我看到了一絲曙光。　　
很快又迎來了第二次考試......
結局還是一樣，又是「C」！　
　
第三次、第四次......我一次又一次地向零分衝刺。
為了早日考到零分，我不由自主地開始努力學習。
然後，我開始發現自己有把握做錯的題越來越多。
換句話說，我會做的題越來越多。
　
一年後，我成功地考到了第一個零分！
也就是說，試卷上所有的題目我都會做，每一題我都能判斷出哪個答案正確，哪個答案是錯誤的。　　
劉墉那天很高興，親自下廚房做了一桌菜，端起酒杯大聲宣佈：「劉軒，祝賀你，終於考到了零分！」

他沖我眨眨眼，加了一句話：「有能力考到A的學生，才有本事考出零分。這個道理你現在應該已經知道，不過我是早就計畫好了，你被我耍了，哈哈哈......」
的確，我承認我被劉墉——我的爸爸耍了。

在這個賭局中，其實我的一舉一動，都早已經在他的預料之中。
可是，把考滿分的要求換成考零分，我就覺得容易接受得多，並且願意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努力。
真不知怎麼想的。

後來，我考上了哈佛，讀完碩士，正在讀博士，譯了書、寫了書，拿了音樂獎，獲得了表演獎，似乎在18歲以後，我就再也不去想做舒馬赫第二了。
我覺得我完全可以做到劉軒第一。

現在，我跟爸爸一起開了一個博客，主題是「兩代人對談的父子博客」。
我很享受這種可以跟他推心置腹，發表不同見解的交流和溝通。
我想，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也會跟他定下同樣的「零分之約」，這絕對是比滿分之約要科學、巧妙，有用得多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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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大學龍應台

這是一班大三的學生：聰慧、用功、循規蹈矩，標準國立大學的好學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論文報告，我把總成績寄出，等著學生來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們總得看著卷子的眉批，與我印證討論過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麼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過去了，新學期開始了，學期又結束了。

學生來找我聊天、吃消夜、談功課；就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成績的事。有一個成績應該很好的學生，因為論文的注腳寫得零亂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數，希望他來質疑時告訴他一個教訓：作研究，注腳與正文一樣重要。

但是他也沒有來。

等了半年之後，我忍不住了：“你們為什麼不跟教授討論成績？”

學生面面相覷，很驚訝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敢呢？教授會很生氣，認為我們懷疑他的判斷力，不尊重他的權威。去討論、詢問，或爭執成績，等於是跟教授挑戰，我們怎麼敢？”那麼，假設教授打了個盹，加錯了分數呢？或是一個不小心，張冠李戴呢？或者，一個遊戲人間的老師真的用電扇吹考卷來決定成績呢？

逐漸的，我發覺在台灣當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 with murder”，可以做出極端荒唐過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學生的反抗，因為學生被灌輸了二十年“尊師重道”的觀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個淚眼汪汪的女學生半路上攔住了我的車子：“有個同學扭傷了腳踝，你能不能送我們下山搭車回台北？我攔了三輛路人的車，他們都不肯幫忙！”

好吧！於是淚眼汪汪的女學生扶來了另一個淚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進了我的車。下山只有幾分鐘的車程，可是車後兩個人拼命掉眼淚、吸鼻涕。受傷的哭，因為腳痛，想媽媽；沒受傷的也哭，因為她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事實上，這個驚天動地的“情況”只需要兩通電話：第一通打給校醫，第二通打給計程車行，如此而已。

我很驚異地看著這兩個女生哭成一團。她們今年廿歲，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學教育。她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五歲。

開始的時候，課堂上問學生問題得不到回音，我以為是學生聽力不夠，於是我把英語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再問，還是一堵死墻；於是改用國語，再問。我發覺，語言的問題其次，思想的貧乏才是癥結所在。

學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說或劇本上課前多半很盡責地讀完。他能把故事的情節大綱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當我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他就瞠目以對——不知道，沒想過。

他可以讀十篇愛倫坡的謀殺小說，每一篇都讀情，但不能夠綜觀十篇整理出一個連貫的脈絡來。他可以了解蘇格拉底為什麼拒絕逃獄，也明白梭羅為什麼拒絕出獄，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怎樣的關係；他不知道。他可以說出詩人艾略特對藝術獨創與模倣的理論，但是要他對王三慶的倣畫事件發表意見——他不知道，他沒有意見，他沒學過，老師沒教過，課本裏沒有。

我愛惜我的學生；像努力迎取陽光的黃色向日葵，他們聰慧、純潔、奮發，對老師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們也是典型的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主的個性，盲目地服從權威，更嚴重的，他們沒有——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錯在學生嗎？

當然不是。學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從小學到大專聯考這個漫長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暫且不談，讓我們看看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的大學生正在接受什麼樣的高等教育。廿歲的人表現出五歲的心智，往往是因為辦教育的人對學生採取一種“抱著走”的育嬰方式。常常會聽到一些大學校長說，“我把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個嚴父慈母：規定學生不許穿拖鞋在校內行走，上課不許遲到，周會時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時，熄燈前要洗澡如廁，清晨六點必須起床作操，講話時不許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褲上課，看電影有害學業，看電視有傷眼睛，吃飯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為大學校長是高瞻遠矚，指導學術與教育大方向的決策人，而不是管饅頭稀飯的保姆，但這也暫且不提。這一類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當然是善意的，問題是，我們論“事”的時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實際的後果，而教育的後果何其嚴重！這種喂哺式、育嬰式的大學教育剛好吻合心理學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給所謂“過度保護”（Overprotection）所作的詮釋：
第一，給予過多的接觸——“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 ；第二，禁止他獨立自主——“你不許……”；第三，將他“嬰兒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價值取向加諸其身——“你聽我的……”。在這種過度呵護的幼稚教育下成長的大學生，遇事時，除了“淚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麼呢？

教育者或許會說：這些學生如果進大學以前，就已經學好自治自律的話，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攜之，喂之哺之；就是因為基礎教育沒教好，所以我辦大學的人不得不教。雖然是亡羊補牢，總比不教好。

聽起來有理。其實是個因噎廢食的邏輯。這個學生之所以在小、中學十二年間沒有學會自治自律，就是因為他們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輔導，那麼大學來繼續進行“育嬰”，這豈不是一個沒完沒了的惡性迴圈？把學生口裏的奶嘴拿掉，我們總要有個起點；大學不做，更待何時？再說，我們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是什麼？教出一個言聽計從、中規中矩、不穿拖鞋短褲的學生，和教出一個自己會看情況、作決定、下判斷的學生——究竟哪一個比較重要？為了塑造出“聽話”、“規矩”的青年，而犧牲了他自主自決、自治自律的能力——這是我們大學教育的目的嗎？

在生活上，教育者採取懷裏“抱著走”的方式；在課業上，許多教書的人就有用鞭子“趕著走”的態度。就上課點名這件小事來說。以學生出席與否作為評分標準的老師很多，他們的論點是：學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讀書，日後你會感謝我。

這個說法也很動人，卻毫不合理。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開一門課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傳授知識，而不在鈴響與鈴響之間清數“少了幾頭牛”。照邏輯來說，如果一個學生不聽課就已經具有那門課所要傳授的知識，並且能夠以考試或其他方式證明他的程度，那麼他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人頭點名的成規而來報到。歸根究底，這個“成規”當初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幫助學生獲取這一門知識——讓我們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去聽同一個人有系統的講——但是，一個學生，不論原因為何，已經擁有那個知識，那麼要他來作充數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為師者見林不見樹的錯誤。

反過來說，一個學生沒有那門知識卻一再缺課，教授當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應該是：你沒有得到知識；而不是：你點名未到。上課出席率與知識吸取量並沒有因果或正比的關係。

為師者“嚴”，我絕對贊同；愈嚴愈好。但是那份“嚴”與“逼”必須在實質的知識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換句話說，教授可以用比較深奧的教材，出比較靈活的考題，指定比較繁重的作業，來逼使學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學生是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成人。他就沒有理由拿著鞭子把學生抓到教室裏來；充其量，作老師的只能嚴肅地說：上不上課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學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後果。從小學到高中，我們的學生已經在“鞭策”之下被動了十二年，如果最後的大學四年他們也在鞭子下長大——他們會長大嗎？畢了業之後又由誰來執鞭呢？

這種“趕著走”的鞭策教育貽害極深。學生之所以不能“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為在“抱著走”、“趕著走”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學過如何去思考，有一個實質上的困難使他即使想開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學生有自動好學的可能。於是設置了七七八八的課目，塞滿學生的時間。大一的學生，譬如說，一星期就有三十多個小時的課。大四的課少了，有些系就強迫學生修額外的學分，作為防範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文學是思想；每一小時的課，學生除了必須作兩小時的課前預讀之外，還得加上三小時課後的咀嚼與消化，否則，我付出的那一小時等於零。文學，也不是象牙塔裏的白日夢；學生必須將那一小時中所聽到的觀念帶到教室外面、校園外面，與廣大的宇宙和紛擾的現實世界銜接起來。否則，這個新的觀念也等於零。

這些，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可是學生辦不到。他們的課程安排得滿滿的，像媒婆趕喜酒一樣，一場接一場。他們的腦子像一幅潑了大紅大紫、沒有一寸留白的畫。

如果怕學生怠情，我們應該增加學分時數強迫學生把“身體”放在教室裏呢，還是應該加深加重課程的內涵使學生不得不把整個“心”都投入？這是不是又牽涉到一個本末的問題？我們如果不給學生時間與空間去思考，我們又怎麼能教他們如何思考呢？

在國外教書的那許多年，我踏出教室時常有生機盎然的感覺，因為在與學生激烈的反應與挑戰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長。在這裡，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覺，被針刺破了的氣球一般。學生像個無底的撲滿，把錢投進去、投進去、卻沒有什麼驚奇會跳出來，使我覺得富有。

說學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說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實還沒有碰觸一個更基本的先決問題：我們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獨立自主的學生來？答案若是否定的，這篇文章便毫無意義，可以燒掉。我是在假定我們的社會有意造就獨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寫這篇檢討。可是，如果這個假定的大前提是對的，為什麼我們在思想的訓練上，還是採取“騎著走”的方式？

一方面，學生懦弱畏縮，成績有了失誤，不敢去找老師求證或討論。教授解錯了題目，不敢指出錯誤，大家混混過去。對課程安排不滿，不敢提出異議。不願意被強迫住宿，卻又不敢到訓導處去陳情。私底下批評無能的老師、社團的限制、課外活動的規則，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對當事機構表達意見。偶爾有人把批評寫成文章，要在校刊上發表——“不必試，會被壓下來！”學生很肯定地說，“反正沒有用，我畢了業就到美國去！”

另一方面，作老師的繼續努力強調“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連學生少鞠一個躬都當作對五千年中華文化與民族的背叛。“尊師重道”這四個字在歷史上的意義我不去談，在現代講究分工與專業的社會裏，卻很有商榷的餘地。“重道”毋庸置疑；對知識的肯定與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為制度的基礎。但是“尊師”，如果指凡“師”必“尊”——只因為這個人在這個位子——那就是鼓勵盲目地服從權威。到處都有誤人子弟的師，有不學無術的師，更有招搖撞騙的師；我們有沒有權利要求學生“尊”無“道”的“師”？

學生怯懦畏縮，是他們缺乏勇氣，還是我們迷信自己的權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給他們挑戰的機會？

我們若真心想培養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篤行”的下一代，為什麼又懼怕他因為“慎思、明辨”而對我們的權威造成威脅？

台灣的大學在師資與設備上，比我自己的學生時代要進步得很多很多。中國學生的聰慧、誠懇，與一心想討好老師的認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動我。而學生資質愈好，這種幼稚化的大學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難過。辦教育的人，或許本著善意與愛心，仍舊習慣地、固執地，把大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假定他們是被動的、怠惰的、依賴的。這個假定或許沒錯，可是教育者應對的方式，不是毅然決然地“斷奶”，而是繼續地呵護與控制，造成一種可怕的惡性迴圈。

令我憂心不已的是．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的大學生，出了學校之後，會成為什麼樣的公民？什麼樣的社會中堅？他能明辨是非嗎？他敢生氣嗎？他會為自己爭取權利嗎？他知道什麼叫社會良知、道德勇氣嗎？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真心要把台灣治好，我們需要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權的人必須張開手臂來接受刺激與挑戰。如果我們真心要把教育治好，為這個民族培養出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下一代，那麼辦教育的、教書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權威；他也要禁得起來自學生的刺激與挑戰。

把我們的大學生當“成人”看吧！給他們一個機會，不要牽著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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