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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四年級的原罪/周芬伶
作者: 呆掉了的 Alice~✿	日期: 2014.01.18　　天氣: 　心情:

〈創作課/四年級的原罪〉

　　如今的氣氛很像解嚴前後的八○年代，價值崩毀，倫理失序，學生與鄉民又集結到街道上，
　　他們吶喊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陳映真與雨果那樣的人物，
　　他們對政治人物已經失望，需要的是文化英雄與心靈導師……

文/周芬伶

「我就是要把四年級打下來！」這句耳語不知為何越傳越烈。恐慌與黑暗的情緒又向我襲來。

世代的仇恨從未如此凶猛，四年級到底造了什麼罪孽，讓人如此痛恨？
他們的父母未必不傳統，老一點的是生長在民國初年的老骨董，跟孩子根本是兩個時代的人，
像我爸，民國十七年出生（不算老），受完整的日本教育，滿腦子武士精神，
連看《台北人》都是日文版，還是我強迫他看的，他只看NHK，日文書籍，寫信都是毛筆字，
這樣的父母早就放棄溝通，還好留學熱潮捲走他們的孩子，連吵架的機會都沒有，
沒留學的也紛紛北上求學找工作，還是赴京科考的老觀念。

四年級完整地生長在戒嚴與威權體制下，奇怪的最懂得如何獲得權力，他們都有漂亮的學歷，拿過一些獎，
有一群愛護他們的長輩，一大堆捧著他們的朋友，很早就坐大位，開跑車，過雅痞生活，
而且大位一坐數十年不下來，的確讓人討厭。

主要是資源過於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到五年級已覺得辛苦，怎麼都是單打獨鬥，一個過得比一個慘啊。

戰後第二代的四年級，既沒經過戰亂，連文學論戰也沒打過，只能說是後論戰世代，而非後現代，
小時候可能物質較缺乏，長大恰逢經濟起飛，像坐直升機般飛上天，又是豪宅，又是名牌，出國像逛夜市，
資源真的都被他們用光了嗎？

我的作家朋友從三年級到七年級都有，三年級猶有古風，溫良恭儉讓，連背後說人都是好話；
四年級則各式各樣都有，有隱居在山林的，開私塾班的，有大編輯，小編公務員，有沒沒無名的，有文化局長，
更多的在學院或國外，其他不熟；五年級作家，現在文壇正以他們為中堅，他們寫作特別早，成名也早，
只因一路苦練（苦戀）過來，對寫作具有敬業精神，對前輩與傳統也很尊重；
六年級作家，較憤世嫉俗，偏偏對金錢與包裝很有概念，他們已經很少讀經典作品，各哈各的；
七年級愛美愛吃，好勝好鬥，是拿獎高手。

到底是哪一世代的人對四年級最為仇視，想都想得出來。把別人打下來，自己就坐得上去嗎？
真坐上去，坐得穩嗎？如果已經坐大位的人說這種話更不妥。

文學已經從花園變成盆栽，已經夠受到排擠限縮，還自己人打自己人，
好比賈府已是空殼子，雖是百足之蟲，也非要自家子打打殺殺才滅得了。

每個時代都有少數好過的人，大多數不好過的人，團結力量大，不就是鄉民理念。

四年級編過幾本好刊物，《文訊》、《聯文》、《印刻》、《當代》、《文學界》……，
他們從文學雜誌興茂的年代走過來，紀錄了那個年代的文學風華，
他們有滿肚子的故事並知道文學典範是什麼，好好地說出來，將斷裂的縫補起來，這也是應當的回饋。

再者，不要老談那些個出一本書，得到三個老婆，一個工作的話了，
不，說反了，是一個老婆，三個工作（說這話沒惡意，只是自我提醒）。

時代已經不一樣了，火燒到屁股還要喊以前多涼快嗎？

年紀正當熟年的四年級，不要那麼快喊早退，學學李喬退休後寫出《寒夜三部曲》，
陳映真快七十還寫《忠孝公園》，李渝也新作不斷，或者掀起一場文學革命吧！
四年級生學生廣眾，影響力大，卻無戰鬥力，生活太安逸之故。

如今的氣氛很像解嚴前後的八○年代，價值崩毀，倫理失序，學生與鄉民又集結到街道上，
他們吶喊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陳映真與雨果那樣的人物，
他們對政治人物已經失望，需要的是文化英雄與心靈導師。

他們要的文學需關懷社會與人權，文字不多修飾，技巧不那麼重要，一個個要求寫實的聲音，你聽到了嗎？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誰願意出來，誰有資格出來，誰？誰？誰？

文青又回頭讀俄國小說與波赫士（害我全集不全），
我有個學生因抗議時打扮成孝女白琴，讓電視記者掉到水溝裡，一時引人注目，
他八年級，文學系學生卻常坐到街道上，他讀很多小說與詩，寫一點小說，卻不愛上課，
他代表著新一代的某種典型，他不會聽命於任何人，只聽命於文學。

因此我對文學的未來不悲觀，文學常在悲觀中開出新的花朵。

我也要贖自己的罪，曾經答應過的為受刑人義務演講，及開徒弟班，效法我的老師，
能教多老就多老，寫到死在桌上最好，我教不動就要我的學生們教，教室在太母山下，東港溪畔。

體制內的大學會逐漸泡沫化，體制外的教學或自學將逐漸取代，或兼容並包，
學園嘛，春秋與希臘時代就有，沒有圍牆，沒有校規，愛來就來，愛去就去。

孔子弟子有七十二賢人，我覺得卑微地不知如何說，
教書三十年，掐指算算頂多十來個可以期待的（有些實不敢稱師），
賢不賢還有待時間考驗，一個人總要教出一賢人吧。

我們不要跟日本，歐美比，就說拉丁美洲吧，他們的文學爆炸大家大多是二三年級，
後爆炸時期的作家大多數出生在1940、1950、1960年代，許多作家在文學爆炸末期就已很活躍了，
這跟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大將，後來成為後鄉土中堅作家很像，如陳映真、王拓、葉石濤、宋澤萊……。
拉美的何塞·多諾索同時參與了前後兩場文學運動，
他的小說《淫穢的夜鳥》（1970），被視作「文學爆炸的經典作品之一」。
爆炸時期的主要作家富恩特斯、賈西亞·馬奎斯和巴爾加斯·略薩在爆炸時期結束後還繼續發燒。
但後爆炸時期的文學與爆炸時期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以男性大師為主，後者則有女性作家
（伊莎貝爾·阿連德、路易莎·巴倫蘇埃拉和艾琳娜·波尼亞托沃斯卡）的出線，
我們在鄉土論戰之後也出了幾個四年級重要女作家。再者，
更重要的是後爆炸時期的作家反對爆炸時期過於鮮明的菁英主義，產生一種更樸實更易懂的風格並回歸寫實主義。

什麼是菁英主義，大家應該懂，它的對面即是大眾主義，三、四年級作家沒那麼菁英，也不鄙棄大眾，只是太嚴肅了。

寫實主義著重的是歷史與典型人物，
我不完全喜歡張三順、李大娘與一塊田一間破房的故事，但寫實主義確實不應該完全放棄。

晚年的米蘭昆德拉提到幽默感，他要的幽默感是拉伯雷似地，連工人也會發笑的故事，
這就是要讓大眾的笑與菁英的笑沒有兩樣，現代人喜歡笑，好笑的固然笑，不好笑的也笑，
看影片要能發笑，連歌曲也要能笑，重點是他們需要笑來化解高壓，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

奇怪的是米蘭提到歷史，他不是要終結歷史，盡其所能地展現新意嗎？他提的歷史到底是什麼啊︰

偉大的作品只能誕生於他們所屬藝術的歷史中，同時參與這個歷史。
只有在歷史中，人們才能抓得住什麼是新的，什麼是重複的，什麼是發明，什麼是模仿。
換言之，只有在歷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為人們得以甄別並珍重的價值而存在。
對於藝術來說，我認為沒有比墜落在它的歷史之外更可怕的了，
因為它必定是墜落在再也發現不了美學價值的混沌之中。

米蘭昆德拉所講的歷史是新歷史觀，在早期他也是歐洲白人中心的歷史主義者，流放之後，注意到東方與中東，
這些過去西方認為是世界邊緣的地方，他提到魯西迪的《魔鬼詩篇》及其他小說，是「小說的熱帶化處理」，
也可說是「一種放縱的文化」的表現，也就是說我們要尊重自己所處的歷史與文化特色，以及最切身的處境，
文學傳統的可貴且不能斷裂。這讓我想到南方，那塊熱帶的土地。

回想八○年代，哦，令人懷念的爆炸年代，那時沒有文青這個標籤，但文學人多愛馬奎斯、卡爾維諾、聶魯達……，
搞運動的愛馬庫色、傅柯…‥，搞劇場的愛葛羅托斯基、亞陶，經濟大好，看報人口數百萬、
文學出版有四大、四小，林燿德、黃凡、張大春正要出風頭，文學多元百花齊放，
彼時人有更多的不滿，集中在威權體制的壓迫與壓抑，八○年代的文學是一個小高峰，之後慢慢降下來，
不，應該說很快，只是大家緊緊抓住那美好的，殊不知凡美好的最短暫。

在這世紀初基化的年代，陽剛的大書寫已不流行，男同的聲音拔高，女性與拉子的聲音相對弱小，
異男還在調整聲腔，我覺得很MAN的四年級男性還是要出來，四年級女性作家有不少人已停筆，
太早了，他們是不是也被暗夜的「惡聲」嚇壞了？

到底誰要怕誰？

●2014/01/1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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