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符號，藉著影像所組成的符徵、符碼來
表現論述主題思想，也做為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而戰爭電影一直是
電影中主流的一支，透過不同的敘事觀點，我們也看到了戰爭的不同
面貌，從古至今、不同的種族、宗教、利益、不同的大地上，大至大
規模的滅族、滅種，小至個人生活中的生存競爭，爭鬥從不曾停息。
人性中的陰暗面，沒有因為長久年月的過往而感到稍稍的「進步」，
真正的「文明」其實從不曾降臨。以電影作為戰爭的部份再現，我想
其用心不外都是想給人們更多的反思及內省。但一如黑格爾(George
Wi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說：「人類從歷史得到的唯一
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
片頭一開始來自一段收音機的搜尋聲，接著停留在一段廣播，鼓
吹「Hutu Power」(胡圖力量)，強調「圖西蟑螂」必須滅絕，誓言
「砍倒高大的樹」，甚至在最後提醒胡圖人留意自己的鄰居…，地下
電台的影響力在盧安達大屠殺中展露無疑。「砍倒高大的樹」、「圖
西蟑螂」等符徵所指涉的意涵又突顯出胡圖人對圖西人的階級上及心
理上的矛盾情結，一方面將圖西族人比喻成「高大的樹」是比自己更
上位優越佔有優勢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貶抑為蟑螂所以人人得以誅
之，不論老弱婦孺皆可如同踩死蟑螂般不需感到罪惡。就像催眠一般
內化進胡圖群眾的意識中並且成為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r)
的命令下達者。種族衝突變成了意識對立，即使是同種族的人，只要
不與相同種族產生同樣的集體意識，都是必須宰殺的對象。
廣播中宣稱「為什麼痛恨圖西人？因為圖西人是比利時殖民者的共
謀，搶走了胡圖族的土地……盧安達是我們胡圖族的土地，我們佔大
多數，它們是少數的叛軍、入侵者，我們要踩扁橫行的害蟲，除掉盧
安達愛國陣線叛軍……」
從盧安達地理歷史上來看，盧安達位於非洲中部偏東，南邊與蒲隆地為鄰，北邊與烏干達為鄰，盧安達與蒲隆地原是一個國家，具有相同的歷史、語言及種族關係。一次大戰後在20世紀初期，它是比利時的殖民地。由德國手中接管盧安達的比利時殖民政府，為分化及統治之便，採取了對圖西族較為優惠的待遇，在教育和政府工作方面占盡優勢，也造成他們的種族優越感。不過，在盧安達爭取獨立的過程中，比利時殖民政府畏於胡圖的多數而改變態度，坐視積怨已深的胡圖族展開對圖西族的屠殺，並將政權轉移給胡圖的政治精英。（資料引用：嚴震生，聯合報／2004.04.07）
盧安達有兩個種族，圖西族和胡圖族，這並不是一場單純的兩個種族之間的鬥爭；如果「種族」意味著擁有相同語言文化的一群人，那麼，盧安達只有一個種族。在非洲這個語言萬花筒裏，盧安達語言的一致性相當罕見：境內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胡圖(Hutu)族、百分之十四的圖西(Tutsi)族和百分之一的特瓦(Twa)族，都以盧安達語(Kinyarwanda)為母語。他們的文化背景、生活習俗、民間傳說相同，甚至宗教信仰也都不分種族(天主教、基督教、傳統宗教及伊斯蘭教都有胡圖族和圖西族信徒)。
兩族之間真正而明確的分別究竟何在？不但外人摸不透，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在歷史文獻不全的殖民時代以前，兩族的分別，因時因地眾說紛紜。一說圖西人游牧，胡圖人務農；一說圖西人富裕，胡圖人貧窮；一說圖西人為統治者，胡圖人為老百姓。然而這種種說法相當脆弱無憑，因為，當胡圖人擁有家畜、變得富裕、獲任酋長時，可以拋棄原籍，「升」為圖西人；同樣地，當圖西人失去家畜、變得貧窮時，也會「貶」為胡圖人。即便他們古早確實血統有別，經過幾代頻密通婚，要找到血統完全純正的圖西人或胡圖人也幾乎不太可能。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前後統治過盧安達的德國人和比利時人，為了分而治之，又有了種種新的分法：皮膚褐色、個子高挑、鼻子直直像歐洲人的，是圖西人；皮膚黝黑、個子中等、鼻子寬寬不像歐洲人的，是胡圖人。更不可思議的創意分法，還有諸如「十牛法」：擁有十頭牛的被稱為圖西人，餘者再依職業劃為胡圖人與特瓦人。五百年來一直處於領導階層的圖西族，在殖民統治下，享有更不公平的崇高地位及優渥生活。
（資料來源：http://blog.sina.com.tw/jack_pan/article.php?pbgid=20879&entryid=182209）
其中一個令人心酸的場景是紅十字會的亞契夫人描述孤兒院裡一個小女孩背著妹妹被殺之前驚恐求饒的說,我保證我以後不當圖西人（Tutsi）胡圖人（Hutu）和圖西人（Tutsi）外觀上其實沒有太大差別，戰亂未開始時，彼此是朋友，可以談戀愛，可以結婚。戰爭開始後，為了怕誤殺，胡圖民兵是用檢查身分證的方式來殺人的（比利時統治期間開始嚴格區分身分，身分證件開始註明種族別）。而電影裡胡圖民兵穿著統一的制服，也是一種身分符碼的象徵。
所以這一切的問題並非出於圖西族和胡圖族之間種族不同，而是在於殖民主義時期的遺毒，他們對於圖西族的恨意，長期以來也可以說是對殖民國的深層敵意。舊的殖民者離去，並不等於殖民主義的結束。跨國公司及全球化的經濟對其社會和文化上進行「西化」生活模式的移植，始終都執行著。就如同米勒.柯林斯飯店成為這悲慘世界中唯一的綠洲，它本身就代表著一個西方強權的符碼，而奮勇救人的飯店經理保羅，在聯合國維安部隊的上校對他說：「你還不懂嗎？你被拋棄了。因為你是個廢物。因為你是黑人。」而保羅難過的說：「我一直以為我是你們的一份子（在比利時人經營的高級飯店裡，說著英語和上流人士打交道），沒想到我所相信的西方價值背棄了我，我是一個沒歷史的人」但諷刺的是，也正是他這所謂西方的價值及經歷挽救那麼多的生命。他深知有權力、有勢力的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他以經營者的利益角度，請求比利時航空的總裁給予支援，拿錢賄賂軍隊尋求保護、買生存必須品。飯店儘可能維持著歌舞昇平的樣貌，讓外面的人以為這仍是西方人的飯店、西方人的勢力範圍。
而可悲地這屬於單一國家的內亂，卻那麼深深的期盼著國際組織能出手救援。而真相是此時的美國因剛插手索馬利亞的內戰失利吃了悶虧，竟坐視不管。甚至聯合國欲加派部隊前往救援還遭到美國反對...。而加拿大籍的維和部隊General Romeo Dallaire痛心的指出
:「聯合國可以介入南斯拉夫的內戰所引發的大屠殺，因為他們是白人，卻不願插手盧安達，原因是他們是黑人，他們人很多，是部落間有史以來經常性的衝突。」所謂的國際正義，只建立在能有利益可圖之上。
台灣研究所所長陳芳明說：「殖民歷史的受害，必然是因為受到
不同統治者的支配， 但殖民文化的受惠，也是因為有受害的經驗
而能夠在不同的文化中轉化出自己的文化主體，從受害歷史轉化
成受惠遺產的過程中，就是要克服權力支配的陷阱」（資料來
源：陳芳明著，《孤夜獨書》，初版，台北，麥田出版；2005
「民94」）
沒
有一個殖民地真正逃脫殖民的處境，看似胡圖族的種族主義的解放，而其實卻是對於自己的文化及民族意識的無法得到「認同」，對自己身分不確定及恐懼，擴大為對權力無限上綱的欲求。要不然幾乎是同文同種的二個族群倒底爭的是什麼呢？
冷漠豈止是國際上的強權，也包括坐在電視機前的平凡你我，從前面的論述我們感受到語言的輸出可以激起人的集體意識、集體行動，那樣共同的認知僅只是透過聲音的表達，卻匯聚如此的龐大的行動力量。
當CNN的記者準備撤離Paul所管理的飯店時，Paul叮嚀這個記者一定要讓美國人看到在Rwanda所拍攝到的大屠殺影像。Paul以為當美國人看到這些影像後必定會有有所行動。CNN的美國記者卻用一句話戳破了Paul的樂觀，他說：「當美國人看到這些被屠殺的人，他們會說：『哇！好可怕！』，然後繼續吃他們的晚餐。」
而另外一部由英國、德國合作製作的電影～Shooting Dogs則提供我們瞭解西方世界如何看盧安達種族滅絕慘案，這是一個源自西方的觀點、白種人的角度女記者告訴喬：當我在波士尼亞報導白人女性被殺，我害怕自己會是下個被殺的白人女性。女記者又說：當我在盧安達報導種族屠殺的時候，我看到黑人女性被殺，感覺麻木，只認為那是個死了的非洲女性
（資料來源：http://www.wretch.cc/blog/bart1&article_id=6038351）
如果訊息是符號建構的基礎，並透過與不同文化、社會經驗的觀眾互動，而產生不同的解讀及顯出符號本身的多元化文化意涵，那所謂對於同一符號所產生的共同認知又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就例如：或許處於西方價值取向的人們，有著的優越感及自以為的同情心，去看待那新聞裡的一則屠殺慘案，消息就只是個消息。這些透過電視放送的畫面對他們而言，只是生活中的「事件」，惟有當「事件」變成「經歷」時，人們才會正視它。可是如果今天是非裔黑人或曾經遭遇過同樣處境的人們去看同一個事件所感知引發的，或許有著大大不同的解讀及理解。
同樣有一張獲得「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奬」的首獎照片，是戰地記者凱文.卡特於1994年在盧安達大屠殺中拍到的照片，畫面中的小女孩在逃亡途中即將餓斃，而背後不遠處的兀鷹正虎視耽耽地等待她的死亡。
（資料來源http://media.people.com.cn/BIG5/40628/3521155.html）
這張照片卻充滿衝擊性，這位記者遭受強大的輿論的壓力及良心的譴責…人們問他為何拍完照後棄小女孩不顧？為什麼同樣是赤裸裸呈現大屠殺的悲慘，一個是活生生血淋淋流動的電視畫面，一個只是靜止的照片，卻引起不同的反應。這兩者的指涉或意旨的差別在哪裡？還是我們對於那龐大的、無法靠個人力量改變的景況，我們傾向於集體的麻痺以避免無可紓解的罪惡感及無力感，而對於一個弱小、無助的小個體，是我們伸出手就可以給予幫助的，充滿了期待，一旦希望落空，那眾人的失落感卻凝聚成一種共通的意識。
也或者我們處於現代快速流動的環境裡，流動速度感的步伐，就像媒體中、電玩裡，只是日常生活的慣性，既使是真實，也彷彿只是媒體事件的虛擬重複（例如電影、電影裡的打殺暴力、電玩裡的遊戲）。而對於一張靜止的照片，我們不禁認真思考起它的真實性到底有幾分?
這部藉由真人真事改編而成電影，讓我們看到處於非常戰亂時期一個小人物如何盡其所能的保護自己的家人，甚至保護了上千位的圖西難民倖免於難。電影本身的鋪陳平實，一連串的符碼不經意的重複，卻展開成一段血流成河、屍倒成堆的種族大屠殺。廣播中駭人的話語，鼓舞著、也驚嚇著兩個族群。語言如此的充滿魔力及情緒，看似無形卻有了具體的行動。影像真真切切的呈現，卻只換來冷漠的旁觀喟嘆。電影的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符號，我想導演雖然想批判西方霸權的無情，卻也不經意流露了身為西方的優越。其實這事件的本身，就算有西方的維和介入，也無法解決這長久的仇恨及種族間的偏見，今天保護了圖西，明天就要保護胡圖了，但我們卻一直感受到電影裡對西方強國的不出面，感到身為西方白種人的羞憤及慚愧，但真正造成爭戰的原因，殖民時期對種族的分化，卻早就是無法得到救贖的了，又豈只在眼前的一時羞愧。
供應飯店所需的大盤商喬治(George Rutaganda)是激進的胡圖族人，常常利用地下電台鼓譟所有的胡圖族人團結起來，其中有一次保羅去取貨時，發現不小心傾倒的貨品散落了一地中國製的開山刀。開山刀的符徵，代表著非西方的人，間接參與了大屠殺的促成，這雖然可能是事實的呈現，但我總覺得這樣的符號象徵是偏頗的暗示性。想想看圖西人槍殺胡圖的槍，還不知道是誰製造的呢？全世界的軍火供應商可不在乎什麼立場，我想沒有那個國家可以完全置身事外。
拯救了那麼多難民倖免於難的保羅，也是憑藉著西方的資本主義，有意識使當地現代化、發展經濟、訓練土著成為文明人，才能尋求資源、度過危機，然而當他真正認清西方社會的態度時，他也迷失自己，因此才會說自己是一個沒歷史的人，失去了自己的身分認同，這也算是導演再做的一番省思
？
一旦相信了它的真實性，便無法忽略了而產生力量。
住戶編號:2170103
檢舉原因
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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