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山姆·波爾克 2014年01月30日

在華爾街的最後一年，我的獎金是360萬美元（約合2100萬元人民幣）——我相當氣憤，因為這實在不夠多。我30歲，沒有孩子要撫養，沒有債要還，沒想過做慈善。我想要更多的錢，這就和一個酒鬼還想再來一杯的理由如出一轍，那就是我上癮了。

早在八年前，我就步入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簡稱CSFB），開始了我的暑期實習生涯。我知道自己想要變得富有，然而，當我開始為此努力時，我對財富的意義有了不一樣的理解。我是在讀了《說謊者的撲克牌》(Liar』s Poker)這本書後來到華爾街的，書中描述了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是如何僅僅憑藉交易大廳里的兩年打拚，就掙得了22.5萬美元的獎金。這看起來是一大筆錢。每年的1月和2月，我都會想起那段日子，因為這是決定和分發獎金的日子，是掙大錢的日子。

我從父親那裡了解到了成為富人的重要性。他是當代的威利·羅曼(Willy Loman)，是一名有着遠大夢想卻似乎從未將其變為現實的銷售員。他說，「想想當我賺到100萬美元時，生活會是什麼樣兒。」他夢想着能賣電影劇本，可是現實里，他在賣櫥櫃。而且生意不怎麼樣。我們不時要靠母親做執業護理師的收入勉強度日。

父親相信，錢能解決他所有的問題。22歲時，我也這麼認為了。當我第一次走進交易大廳，看着閃閃發亮的平板電視、高科技的電腦顯示器和布滿撥號鍵和各式按鈕、看上去就像戰鬥機駕駛艙的那種電話時，我就知道，我這輩子究竟想要做什麼了。那場景就好像交易員正在太空船里玩電子遊戲；如果你能贏得這場遊戲，你就會變成我最渴望變成的人——富人。

我能進入華爾街完全就是個奇蹟。當我還是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摔跤運動員時，就爭強好勝、野心勃勃，我每天都喝酒、吸大麻，還定期吸食可卡因、利他林和搖頭丸。我有自毀傾向，這導致了我因為盜竊被哥倫比亞大學暫停了學業，我還因為和人打架被捕過兩次，因為同樣理由被一家互聯網公司給開除過。我從父親那裡了解了憤怒。我依然能回想起他沖向我時，那張通紅、扭曲的臉。我在簡歷里抹去了自己的過失，靠謊言獲得了CSFB的實習職位，我下定決心，不能錯失這個似乎是我最後一次機會的機會。唯一一件和實習職位同等重要的大事是我的女友，她是哥倫比亞大學排球隊的新人。不過，即使在和她戀愛時，假如喝醉了，有時我也會和別的女人搞在一起。

我實習開始三周後，她明智地甩了我。她說，我不喜歡你變成這個樣子。我無法埋怨她，可是我悲痛欲絕，都沒法起床了。在絕望之中，我給一位之前曾不情願地見過數面的輔導員打了電話，向她求助。

她使我明白了，我在利用酒精和毒品來削弱我孩提時的無力感，她建議我放棄這些東西。我由此開始了一生中最難熬的一段日子。由於生活里沒了酒精和毒品，我感覺就像自己的胸膛被剖開了，心都被暴露在外。輔導員說，我濫用毒品和酒精，這只是一個深層問題的表象——她說這是一種「精神痼疾」。CSFB沒給我提供全職工作，我心煩意亂地回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最後一年的學業。

畢業後，我給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的一名執行董事連續不斷地連打了三周的電話，蒙他開恩，給了我這個毛頭小子一個機會，我在那裡謀得了一份工作。經過一年的冷靜沉澱，我變得頭腦清晰、目光敏銳、工作賣力。第一年工作結束時，我激動地收到了4萬美元的獎金。生平第一次，我不需要在取錢之前查自己的餘額。不過一周後，一名只比我入行早四年的交易員被CSFB挖走時，拿到了90萬美元。這筆錢相當於我獎金的22倍，一開始，我是既妒忌又驚訝，然而一想到這個行業能掙這麼多的錢，我就變得興奮不已。

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像瘋子一樣地工作，開始在華爾街的梯隊里青雲直上。我成了一名債券和信用違約掉期交易員，這是業內最掙錢的職位之一。我在美國銀行工作了僅僅四年後，花旗銀行(Citibank)給我提供了「1.75X2」的職位，意思是我將在兩年里獲得每年175萬美元的酬勞，我靠着這個升了職。我開始和一名美麗的金髮美女約會，在邦德街租了一間帶閣樓的公寓，月租金為6000美元。

我感覺自己太了不起了。在25歲的年紀，我只要抓起電話，跟我的經紀人之一打個招呼，就可以去曼哈頓的任何一家餐廳——比如Per Se和Le Bernardin——就餐，這些經紀人用不封頂的娛樂款項來討好交易員。我只需向經紀人暗示一下，自己或許對尼克斯隊(Knicks)對湖人隊(Lakers)的比賽感興趣，就能坐在現場的第二排。其中的滿足感不僅和錢有關，還和權力有關。因為我如此聰明、如此成功，所以，理應由別人來討我開心。

然而，我依然受到妒忌的困擾。在交易台前，從實習生到執行董事的所有人都坐在一起。當你旁邊的人掙了1000萬美元，100萬或者200萬美元看起來就不那麼誘人了。儘管如此，我還是對自己的進步感到興奮。

我的輔導員沒有分享我的喜悅。她說，我也許在用金錢使自己感到強大，就像我用毒品和酒精這麼做一樣，還說也許精力集中在醫治我的內傷，而不是積攢更多的錢上，也許會對我有益。「內傷」？我想這個說法也許有點扯遠了，於是我到一家對沖基金公司上班去了。

現在，我和億萬富翁一起並肩共事，我成了一個精力充沛、貪婪無比的傢伙。我會琢磨，假使我的同事願意的話，他們會如何買下密克羅尼西亞，或者成為紐約市的市長。他們不僅是有錢而已；他們還有權——那是超出在Le Bernardin訂到一張桌子的權力。參議員們會到這些富翁的辦公室去。他們是皇族。

我想掙到10億美元。僅僅過了五年我就會這麼想，這是讓人驚訝的。從拿到第一筆4萬美元獎金時的興奮，已經到了我在對沖基金工作第二年時「僅僅」拿到150萬美元時的失望了。

不過最終，其實是我那些富得離譜的老闆們，幫我看到了無盡財富的局限。我當時正在和他們中的一人及其他幾名交易員開會，他們在談論新的對沖基金規定。幾乎華爾街的每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糟糕的主意。我問道，「可是總的來說，它對這個系統更有好處，不是嗎？」整個房間都安靜下來，我的老闆嚴厲地白了我一眼。我記得他說，「我的腦力不足以讓我從整體層面思考這個系統。我關心的只是，新規則會怎樣影響我們的公司。」

我的感覺就像是肚子上挨了一拳。他已經那麼有錢，還在擔心自己損失錢財。

從那一刻起，我開始以新的眼光看待華爾街。我注意到了金融危機之後，交易員因為政府限制獎金髮放，對政府進行了尖酸的批評。每當提到加稅，我能從他們的語調里聽出憤懣之情。這些交易員對威脅他們獎金的任何事或任何人都不假辭色。你有沒有見過吸毒者毒品用盡時的樣子？他會用盡一切手段——比如冒雪走上20英里，搶老奶奶的錢——就為了能來上一針。華爾街就和吸毒者的情況一樣。在發放獎金前的幾個月里，交易大廳開始讓人感覺就像《火線》(The Wire)里沒有了海洛因的街區一樣。

我總是滿懷妒忌地看着那些比我賺得多的人；現在，我第一次為他們、為我自己感到羞愧。我一年掙的錢比我母親一輩子掙的錢還多。我知道這不公平；這不對。是的，我思維敏捷、長於計算。我有市場歡迎的那種才華。然而，到了最後，我並未真正地干過任何事。我是一名衍生產品交易員，對我來說，如果信用衍生品不復存在，這個世界幾乎不會有任何變化。跟執業護理師差遠了。以前覺得很平常的事情，現在看來是極為扭曲的。

我最近拜讀了泰勒·布蘭奇(Taylor Branch)寫牧師小馬丁·路德·金博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和民權運動的三卷本著作，「自由乘車者」(Freedom Riders)從大巴上下來，走進憤怒的暴民中的場景，深深地印入了我了腦海。我對自己說，如果我活在上世紀60年代，我也會在那輛車上。

但我其實是在騙自己。世上的不平事有的是——極端貧困、監獄人口膨脹、性侵事件泛濫、肥胖危機。我不僅沒在幫助解決這其中的任何問題，而且還在從中牟利。2008年市場崩盤時，通過賣空高風險公司的衍生品，我賺了一大筆錢。全世界都在破產，我卻在賺錢。我眼看着危機一步步逼近，卻沒有幫助可能受到最大打擊的人們——那些銀行賬戶里沒有100萬美元的人——我還利用危機賺錢。我女朋友幾年前對我說，我不喜歡現在的你。她說對了，她一直都是對的。只不過現在，我也不喜歡那時的我了。

已故的社會學家、劇作家菲利普·斯萊特(Philip Slater)在1980年的一本書中描述了對財富上癮的癥狀，但是上癮的研究者們很少關注這個概念。就像醉酒駕車的嗜酒者一樣，財癮患者對所有人都是一種危害。與其他人相比，財癮患者尤其應該為目前出現的裂痕負責。這種裂痕正不斷擴大，讓我們曾經偉大的國家陷入分裂。對於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巨大而有害的鴻溝，以及中產階級的毀滅，財癮者也應該負責。只有對財富上癮的人才會覺得1400萬美元的工資合情合理——包括850萬美元的獎金——這是麥當勞的首席執行官唐·湯普森(Don Thompson)在2012年拿到的數目，當時他的公司為員工印製了一本手冊，告訴他們如何靠低工資生存下去。只有對財富上癮的對沖基金經理才會懷揣數億美元的收入，然後為了讓一個稅法漏洞繼續存在而到處遊說，因為這個漏洞讓他需要繳納的稅率低於他的秘書。

儘管經歷了徹悟，但離開這一切仍非易事。一想到錢越花越少，還有要放棄未來的獎金，我就感到害怕。我最害怕的是，五到10年之後，我會因為放棄了一個成為真正的重要人物的機會而懊悔不已。人們都覺得離開的想法是發瘋，這愈發讓我難以下定決心。2010年，我已經逐漸減輕的財癮最後發作了一次，我要求獲得800萬美元的獎金，而不是360萬美元。我的老闆說，如果我再留下來工作幾年，他們會提高我的獎金。但我還是離開了。

第一年真的很難。我只能用「戒斷反應」來形容我的經歷——我會半夜驚醒，對缺錢感到恐慌；為了看看哪個前同事升職了，我到處搜索新聞。但慢慢地，情況開始好轉——我開始意識到，我的錢已經夠用了，如果我需要賺更多錢，我也有這個能力。但是我的財癮並沒有完全消失。有時我還是會買彩票。


在我辭職後的三年里，我結了婚，在監獄和青少年拘留中心進行過戒酒戒毒的演講，給領養系統里的女孩子們開設了寫作課，啟動了一個叫做Groceryships的非營利項目，幫助為肥胖症和貪食症所折磨的窮人家庭。我比以前快樂多了。我感到自己好像真正做出了貢獻。隨着時間的流逝，扭曲感減輕了。我看到了華爾街念的那本經——我們比其他人聰明、勤奮，所以這些錢是我們應得的——背後的真相：對上癮者的合理化。距離讓我明白了我當時體會不到的東西——華爾街是一種有毒的文化，助長了那些不顧一切地想要感到強大的人的自大感。

我是幸運的。吸毒和酗酒的經驗讓我意識到，自己對財富的追求是一種上癮。我和諮詢師幾年來的共同努力，幫助治癒了總是感到受傷和力不從心的那部分自我，所以才有了辭職所需的足夠的核心自我意識。

有幾十種不同類型的12步互助小組——包括匿名戒除雜亂協會(Clutterers Anonymous)和匿名戒除網癮協會(On-Line Gamers Anonymous)——正在幫助各種類型的成癮者，然而目前仍然沒有匿名財富成癮者協會。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文化鼓勵、甚至是讚賞這種癮。看看任何一個報攤上的雜誌封面吧，都是名人和CEO們的醒目頭像，超級富豪在我們的文化中是神一般的存在。我希望，我們都能正視這個事實：財癮之所以能對我們國家產生如此大影響，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

總的來說，我認為，如果一個人很富有，而且認為自己擁有的錢已經「足夠了」，此人就不是財癮患者。在華爾街，根據我的經驗，這種「夠了」的感覺很少見。一個人整天抱怨自己的工作，但是為了給2000萬美元的銀行賬戶中再添200萬，他又工作了一年，這就叫上癮。

我最近收到了一名對沖基金交易員的郵件。他說，儘管每年賺幾百萬美元，他還是感到壓抑和空虛，但卻無法鼓足勇氣離職。我相信，還有許多這樣的人。也許我們可以組成一個團體，共同面對我們的癮。如果你認同我的文章，但又不願辭職，那麼，至少往正確的方向上邁出一小步吧。讓我們建立一家基金，人人都把年終獎的25%之類的放進去，我們就可以利用這筆錢，幫助一些真正需要我們狂熱追逐的這些錢的人們。團結起來，我們說不定可以為世界做點真正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