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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佛學與儒學15
作者: 小魚 日期: 2014.08.29  天氣:  心情:
第二節 邵雍之學與佛學
邵雍其人其學與佛學的關係,以往不曾為人們所重視,實際上,邵雍其學在許多方面與佛學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
邵雍之學的最大特徵,是“先天象數學"。這種“象數學"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神秘的創世說,講的是先天地存在並創造萬物的原理。這種象數學從人天地萬物的生成演化談起,進而論及人。他首先描繪這樣一幅宇宙萬物的生成演化圖;太極(或曰“道",或曰“心")一也,不動,其後動而生天,靜而生地;天分陰陽,地分柔剛。陰陽又分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亦即日、月、星、辰),叫天之四象;柔剛又分太柔太剛少柔少剛(即水、火、土、石),叫地之四象。由日月星辰而有寒暑晝夜之變化;由水火土石而有風雷雨露之現象,再由八者錯綜變化而生萬事萬物。在這幅宇宙生化圖中,人處於什麼位置呢?邵雍說:“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人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觀物外篇》。他還進一步指出,人也是由道衍生的:天地尚就是道而生,況其人物乎。人者,物之靈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物尚是由道而生,又況人靈於物者乎。《觀物內篇》。
這是說,世間的一切事物乃至於天地,都是由“道"衍生的,人為萬物之靈,當然也是由“道" 衍生出來的,人不但是“道"衍生出來的,而且是“帶天地萬物之秀氣"者,因此,人還能兼乎萬物,因為相對於物之聲色氣味而言,人有耳目口鼻,而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聽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者,萬人之用也",“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備乎" 《觀物內篇》。,因此,“萬物於人一身,反觀莫不全備" (《伊川擊壤集》卷六)。
邵子“萬物之性備於人"的思想,就其思想淵源說,部分來自於孟子;但是從邵雍整個思想體系看,這種人備萬物之性的人性理論,則是深受隋唐佛教佛性本體論思想的影響。且不論其所謂“體用交而人物之道備"的說法是從“體"與“用"的角度去談論“道"、“萬物"與“人"的相互關係,在以下的許多論述中,人們更可以看到邵子之學的佛教本體論的色彩。
邵雍十分讚賞《中庸》之“可以與天地參"和莊子“萬物一體"的思想,他對這兩種思想的態度與對孟子的“萬物備於我"的態度一樣,既是藉它來闡發自己的“道本體"、“人性本體"思想,又是利用這種思想為自己“道本體"、“人性本體"思想作注腳。而最能體現邵雍“道本體"、“人性本體"思想的,則是他在《觀物吟》中所吟的一首詩。詩云: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伊川告壤集》卷四)
這種“一身還有一乾坤"的思想,與華嚴宗學的“毛孔現大千"、“須彌納芥子"的思想,又何其相似。如果說,華嚴宗藉助於“一真法界"之本體,使得世間萬物都“一即一切"、“一金獅子毛即是金獅子"、“檐即是屋",那麼,邵雍之“一身"假若不是“道本體"、“人性本體"的體現,它又何以能“還有一乾坤"呢?
在《觀物篇》中,邵雍對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時所說的“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 一說大加讚揚,曰:“此盡己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也,天下之物皆然也。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邵雍在這裡所讚賞的是莊子的人魚相通、萬物一體的思想。在他看來,萬物都是源於天地之道的,人雖為萬物之靈,但它仍是天道本體的一個體現,因此,人之與魚、與物皆有相通之處。
邵雍基於天道本體的人、物相通思想,還體現在其“觀物"說上。在邵雍看來,就人與萬物的相互關係而言,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故萬物之道盡於人,人雖是萬物中之一物,卻能 “當非物之物"而人又可進一步分為凡夫與聖人。如果說凡夫作為“人",也都能“當非物之物",那麼,作為“聖人",則不但能“當非物之物",而且能“當非人之人"。所謂“當非人之人",亦即能以一人攝一切人,能以一心觀萬心,能以一世觀萬世;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能上識天時,下知地理,中盡人物,通照人事;能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裡人物。“聖人"何以能如此神通廣大呢?邵雍認為,這是由於聖人善於“觀物"。所謂善於“觀物",非觀之以“目",而是觀之以“心";非觀之以“心",而是觀之以“理"。他說:以目觀物,見物之形;以心觀物,見物之情;以理觀物,見物之性。《觀物內篇》
“以理觀物",在邵雍的學說中有時也稱之為“以物觀物"、“能反觀"。也就是說,聖人所以能以一人“當兆人之人",能以一心觀萬心,以一世觀萬世,能口代天言,心代天意,就在於他能領悟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的道理;更進一步說,由於“我"與天地萬物都是天道本體的體現,二者同“理"同“性",因此,“以理觀物",能“見物之性"。這裡,人們可以看到邵雍的“觀物"說,就其思維模式而言,乃是以本體論的思想作為理論依據,而正如前面所一再指出的,中國古代本體論的思維模式,在相對程度上是來自於佛教的。此外,在修養理論上,邵雍之學受佛教修行理論的影響更為明顯。
藉助於“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性備於身"的理論打通天人物我之後,邵雍又把這種天道、人性相為表裡的思想貫徹到道德修養論上。
邵雍認為,既然天、人是互為表裡的,人性、天道是相通的,天有陰陽之分,人自然有邪正之別。而人之邪正,不但根源於“天",而且是“繫乎於上"的;上好德則民正,上好佞則民用邪。但這又不等於說,聖君之世無小人,庸君之世無君子,而僅是聖人君之世難為小人,因此君子多,庸君之世難為君子,因此小人多。邵雍透過回顧歷史,認為從總的說,歷史上是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陽一陰二。當他面對現實時,也認為當時“天下為善者少,而為害者多,造危者眾而持危者寡"。他以“畎畝"志士自居,把自己的著作集稱之為《擊壤集》。
既然主張“擊壤",說明邵雍雖認為人類社會的道德風尚是每況愈下的,但不等於說人們對於這種狀況是無可奈何的,他主張透過道德教化來移風易俗、變化民情。在《觀物內篇》中,邵雍認為,民情雖劣,但只要教之、化之,“民之情始可一變矣。茍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民雖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矣"。看來,邵雍對於道德教化是寄予希望和充滿信心的。不但充滿信心,而且還提出了一套修行理論。
邵雍的修養理論要而言之,其端有二:一曰“養心",二曰“慎獨"。先看其“養心"說。邵雍認為,一個人要沒有“口過",這比較容易。但若要沒有“身過",就比較難了,但是最難的還在於沒有“心過"。如果能做到“心已無過",那還何難之有呢?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關鍵就在於他們“善事於心者也"《觀物內篇》。因此,在道德修養問題上,與其言之於口,莫若行之於身;與其行之於身,莫若盡之於心。因為,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猶不可欺,何況神明呢!是知無愧於口,莫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莫若無愧於心。《觀物外篇》因此,修行之大者,莫過於“養心"。
“養心"既然如此重要,那麼,應該怎樣“養心"呢?邵雍說: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由己,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出徑以求之,是屈天地徇人欲也,不亦難乎。《觀物外篇》
這裡,邵雍提出了幾條原則:一是“去利欲",二是“由直道",三是“任至誠"。“去利欲"好理解,亦即人們不要為眼前的私利物欲所迷惑,而產生各種邪念惡意;“由直道"即是指人的本性得之於“天"、得之於“道",本自具足,人們的道德修養,實無須捨近求遠,離開自身心性,而往東往西,四處尋覓,只要徑直體認自己的天賦本性,就可以達到與“道"合一,就能成賢作聖了。他有一首《乾坤吟》的詩,對此種修養作了十分形象的概括,詩云:道不遠於人,乾坤只在身。誰能天地外,別去覓乾坤。《伊川擊壤集﹒乾坤》
邵雍這種修養理論,與禪宗的修行理論不但思想相近,而且字眼類似。禪宗創始人慧能在《壇經》中一再強調:“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壇經》“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 (同上)“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自心中頓現真如本性。"(同上)
其次,邵子之學受佛教的影響,還表現在他對於“心"的理解上。在邵雍的著作中,“心"的含義比較含混,它有時指當下現實之人心,有時又與“太極"、“道"等同起來。邵雍其“心"的這種雙重屬性,與隋唐時期的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所說之“心",有時指抽象本體的“真心",有時又指“當下現實之人心"有相似、相通之處。
指出邵雍“心" 的二重性,目的有二,一是說明邵雍的"心"深受隋唐佛教的影響;二是為了說明邵雍的所謂“養心"說,既有“去利欲",透過修心養性達到“心無過"的境界,又有“由直道",直接體認“心即太極"、“心即道",心中自有天賦善性,人們可以透過“養心",進而達到心與道合、成賢作聖的意義。而這種“由直道"、“體認自心"的“養心"說,也與隋唐佛性理論的注重心性,強調“反觀自性"、“反照心源"的思想很相近。
邵雍“養心"說的第三條原則是“任至誠"。所謂“任至誠",有點類似《中庸》所說的“自明誠"。對於《中庸》的“自明誠"和“自誠明",邵雍有自己的解釋。他說:養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伊川擊壤集﹒心學》
這是說,所謂“自誠明",是盡性的事;所謂“自明誠",則須從學問理會,然後推達於天性。邵雍所說的“任至誠",亦即從學問理會,從己心推達於天性。邵子認為:“先天之學主乎誠,至誠可以神通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同上)也就是說,至理之學,必須達到與天性合一,與道合一,“養心"必須養到從自心直接體認天賦本性,推到天地之道,這樣才能達到與神通明,無所不通。邵雍這種由己心直接體認天賦本性、天地之道的修養方法,明顯地帶有佛教體證佛性、返歸本體的印痕。
邵子修養理論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慎獨"。“慎獨"與“養心"有密切的聯繫。在一定意義上說,“慎獨"是“養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邵雍的“慎獨"說又有其獨特之處,因此,有必要單獨予以論述。邵子的“慎獨"說是基於這樣一種理論基礎之上的;即人之善惡,見之於言行,人始得知之;但是,當一個人心中萌發善惡之念時,鬼神則已經知了,因此,君子必須“慎獨"(詳見《觀物外篇》)他有一首《推誠吟》的詩,詩云:天雖不語人能語,心可欺時天可欺。天人相去不相遠,只在人心心不知。人心先天天弗違,人身後天奉天時。身心相去不相遠,只是人誠人不推。
這首詩說的是天人、身心相去不相遠,心與天都是欺騙不得的。因人之神則是天地之神,人之自欺,則是欺天地也。因此君子不可不“慎獨"。在此,邵雍把“心"不可欺與“天"不可欺統一起來。如果說,邵雍的“天不可欺"說帶有相當濃厚的“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的宗教色彩,把“養心" 說宗教化,那麼,他的“心不可欺"又把“天不可欺"的宗教理論倫理化。準確地說,邵雍“慎獨"的修養說是一種宗教理論與儒家倫理思想的雜拌,是一種宗教化,或者可以說,是一種佛教化了的倫理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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